2013年，浙江江山县的廿八都镇养老院里，89岁高龄的戴以谦老人，手里拄着根拐杖，心急火燎地坐在院子里的长条凳子上，眼睛时不时往大门那边瞅着。

大约过了一个钟头，一辆小车慢慢悠悠地停在家门口，车上下来两位头发已经白了很多的老人。戴以谦高兴得不得了，赶紧扶着拐杖站起来。他们三个人一见面，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，兴奋地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
真没想到，这三位老人今天是头一回见面，以前他们从来没见过彼此。

真没想到，他们个个来历不凡，经历也颇为奇特——原来都当过军统的密探。

【戴以谦：戴笠的亲信与机要秘书】

戴以谦和军统大佬戴笠是同一个地方的人，都来自浙江江山。要是论起家族辈分来，戴以谦还得管戴笠叫声“十叔祖父”。

不过，因为他们不是直接的家人关系，所以在1943年以前，戴笠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个侄孙的存在。

1941年，戴以谦16岁，初中一毕业，他就加入了忠义救国军，在皖南总指挥部当了个少尉接待员。因为他干得非常好，所以两年后，他被调到了江西铅山的那个军统东南办事处工作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办事员。

某天，戴笠接到任务要去江西看看情况，巧的是他到了戴以谦工作的那个地方，这也是他们俩头一回碰面。

一听对方跟自己同姓还来自一个地方，戴笠就热情地跟戴以谦聊上了。聊着聊着，没想到俩人还扯上了远亲的关系！

看戴以谦这人，头脑灵光，思维敏捷，而且还跟日本人交过手，虽说岁数不大，可已经有了不少实战经历和工作经验。

戴笠心里乐开了花，他和蒋介石一样，都爱用信得过的人，喜欢提拔自己的心腹。戴笠一回去没多久，戴以谦就接到了一份去军统局上班的通知书。

那时候，军统可是个香饽饽，戴以谦二话不说，就欣然接受了任命。不过呢，他之前对军统的事儿一窍不通，所以，得先去特务培训班进修一阵子。

戴以谦个子虽小，但主意大得很，他很快就上手了各项工作。有了戴笠的帮衬和指导，他在军统里升得飞快，最后还当上了戴笠的贴身秘书。

在戴以谦工作期间，他有很大的权力，每天都紧跟着戴笠，接触了很多重要的秘密信息。

听说在戴笠当家那会儿，军统局的好多大事小情，还有那些关键行动，戴以谦都悄悄在后面出主意，就连怎么对付日本间谍这样的事儿，他都能插上一手。

靠着和戴笠的交情以及自己干得出色，戴以谦没多久就在军统情报组里火了起来，大家要是想办点私事找后门，找不着戴笠就会去找他帮忙。

照这样下去，戴以谦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。可是，他好运连连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就在1946年3月17日，戴笠在飞南京开会的路上，飞机失事死了。

没了戴笠这个大后台，戴以谦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自己在军统这地方不好过，这里派系多，大家都抢权夺利，他早晚得被踢出局。所以，被挤到边上的戴以谦，一直在私下里找新的出路呢。

内战时期，国民党军队不断打败仗，他眼前就剩下两个选择：要么跟着大队人马跑到台湾，继续过那种被人瞧不起、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；要么就留在大陆，找别的军队投靠。

经过多次琢磨，戴以谦觉得解放军对国民党俘虏不错，就算是以后被抓住了，也比跑到台湾要强。

1949年初的时候，戴以谦跑到了北平，加入了傅作义的部队。没多久，傅作义带着他的人马投降了解放军，北平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解放了。戴以谦呢，也趁着这个机会，向解放军表示了忠心。

新中国诞生后，24岁的戴以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开始务农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

可是，人生总是充满变数，到了1958年，戴以谦因为以前当过特务还有那些工作经历，被人给告发了。经过有关部门的一番调查，他被抓起来，最后被判了五年的牢。

戴以谦进了牢房后，他老婆因为受不了外面的闲言碎语，就带着还小的娃娃嫁到了别的地方，原本好好的一家子，就这么分开了。

戴以谦服完刑回家后，就又开始在老家种地了。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，这么些年来，他一直单身，没再找过伴侣。

年纪大了，戴以谦的身体日渐虚弱，身边也没个亲人照应。政府知道了他的难处，不光帮他申请了五保户补助，还安排他住进了养老院，好让他晚年有个依靠。而且，时不时有志愿者过去看他，陪他聊聊天。

说到这些，戴以谦满心感激地说：“真是感谢党和政府，我心里太感激了！”

为了感谢政府的关怀，他老想着要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。一空下来，他就琢磨起自己过去的经历，给当地的文史馆送去了好多关于戴笠和军统的秘密资料。

戴以谦心里老琢磨着一件事：那些军统特务难道全都跑到台湾去了？还有没有像他这样，决定留在大陆的？

为了让老人达成心愿，志愿者们到处打听，最后找到了两位和戴以谦境况相似的老人，他们现在也都年纪很大了，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着。

【王庆莲：内地仅存的、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】

在三个人里头，王庆莲是唯一一个女孩子，她能进入军统工作，完全是出于一个巧合。

戴笠掌管军统的时候，立了个死规矩：译电科只招他老家江山的人。

他觉得江山话的难懂程度在全国方言中数一数二，所以在译电科上班时，大家就用江山话来聊天，这样外面的人听不懂，既能保证情报的安全，又能悄悄壮大自己的力量。

在军统里，江山人常被叫做“特工里的精英”，戴笠经常派他们去盯着那些不是江山籍的特工，好对付那些和自己不对付的人。

1943年4月份，军统因为人手不够，急着要招新人，所以就跑到江山那里去招兵买马了。

王庆莲她妈为了让她能有个饭碗，就悄悄地帮她报了军统的招工考试。

这一年，王庆莲正好15岁。

说起来，王庆莲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还没满一岁呢，爸爸就走了。妈妈只好把她送到外婆家，自己另外找了户人家嫁了。

王庆莲是在外婆家度过的童年，她打小就特别乖巧。尽管一家子挤在一起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外婆、舅舅和舅妈都特别开明，觉得不管怎样艰难，孩子的书一定得念。

想要摆脱那没完没了的穷日子，读书是唯一出路。可没想到，1937年抗日战争一打响，江山这块地方就被日本人占了，王庆莲上了六年的学也只能停下，家里指望不上，只好靠卖香烟来帮衬家用。

生活快过不下去了那会儿，军统的人跑到江山来招人。王庆莲那时候压根儿不清楚军统是做啥的，但一听说管饱饭，她二话不说，直接就跟着走了。

王庆莲因为有文化功底，很轻松地就通过了军统的考核，并且被顺利地招了进去。

1943年6月，王庆莲跟其他19位新同事一起坐上了卡车，被送到了重庆。他们一开始是在军统管的一个造纸厂里干活，主要是做发电报要用的纸。

王庆莲在造纸厂干满一年活后，因为干得好，被调到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的华南组，当上了译电员。她的活儿就是把那些密码本背得特别熟，然后把电报里的暗码翻译出来，变成大家都能看懂的话。

这段时间，是王庆莲这辈子“最开心的时光”，她的同事们都是来自江山的同乡，上班时可以领工资，下班后还能去舞厅尽情跳舞、在街上闲逛享受，最关键的是，再也不用为下一顿饭发愁了。

在军统做事那会儿，王庆莲一共解开了800多份日军的秘密情报，各种类型都有，这事儿还让大头头戴笠好好地夸了她一番。

王庆莲享受了三年的难得安宁时光，可到了1946年，因为戴笠突然去世，军统里面就开始了一阵手忙脚乱的人事大变动。

1946年8月，王庆莲觉得译电员的工作太乏味，加上和上司姜毅英关系一直不好，就找了个“想妈妈、自己还小”的借口，向毛人凤请了长假，之后就离开了军统，再也没有回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庆莲先在杭州的猪肉市场干活，接着又转到了粮食局上班，这两个地方她一共待了八年时间。

1958年的时候，王庆莲过去在军统做事的经历被人给揭露了，这让她和家人受尽了磨难。一直到1981年，王庆莲才被特别宽恕并放出，她长达23年在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日子这才宣告结束。

让王庆莲没想到的是，就连她在乡下劳动的日子，国家也算作了工作年限。所以退休后，她也能领到国家的补助和养老金。因此，王庆莲常常感叹：“国家待我真好，现在还有关心老兵的朋友惦记着我，我觉得特别幸福。”

跟戴以谦和王庆莲比起来，那位也来参加聚会的老人，不光是他们里面年纪最大的，还是他们里头“手艺最棒的”。

【祝仁波：军统里的电台维修专家】

1922年，祝仁波在上海的一个穷困家庭里呱呱坠地，因为爸妈走得早，小小的他只能早早地去当童工，靠那点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。

他14岁的时候，因为姐姐成了中国那时有名的电讯专家兼军统特工陈一白的妻子，祝仁波的人生轨迹悄悄起了变化。

经由陈一白的介绍，祝仁波来到了浙江警官学校，开始学习全面的电子设备知识。因为他脑子转得快，又肯吃苦努力，祝仁波在无线电技术方面愈发得心应手。仅仅几个月的培训后，他就成了队里电讯技术顶尖的高手之一。

1936年，祝仁波刚踏出校门不久，就碰巧遇到戴笠的心腹大将魏大铭，在全国到处寻找有本事的人。

祝仁波因为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能力，一下子就被魏大铭相中了，随即就被军统给招进去了。

在军统里，祝仁波从头到尾就干一件事——修电台。战场上，无线电是了解战况和情报的关键，敌人老想着把它给打掉。所以祝仁波得冒着枪炮火雨，去找出无线电的毛病，让电台能好好工作。

与其说他是个“特务”，倒不如讲他是在特务单位工作的技术员工，因为祝仁波擅长的就是修电台，别的他也不太会。

1944年，中国远征军在腾冲打仗时，日军把他们的电台给炸了，结果前线战士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法和后方取得联系。

那时候真是急死人了，通讯要是断了，前线战士们可就成了没人帮的孤军了。

领导让祝仁波带上新电台赶到前线，去让远征军能再次联系上外界。祝仁波勇敢接下了这紧急任务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从重庆出发，经过两周的奔波，终于去安装了新电台。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成功协助中国远征军恢复了通信。

对那些整天闷在屋里发电报、解密码的军统人员来说，祝仁波干的活儿可真是累人啊！

1949年，当国民党逃到台湾去的时候，祝仁波并没有参与过军统的机密工作，他选择留在了大陆，和家里人一起在上海的城外安顿了下来。

他藏起了过去的所有事情，换了个名字，低调地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，做起了电信买卖。

可是，安稳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。

1952年的时候，因为政治环境有了变动，祝仁波以前在军统干的事儿被翻了出来，结果他就被安排到农场去接受教育改造了。

祝仁波因为啥电器都能修，在农场里特别抢手，本来计划干十年就走的，结果一留就是十六年。

到了1980年，祝仁波终于走出了农场的大门，这时他已经60岁了，大半辈子都在失去自由中度过，老婆孩子都不在身边，一个亲人也没剩下。

不过祝仁波没有被生活打败，他选择留在了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，而不是返回老家上海，在那里展开了全新的人生篇章。

在这个小镇，祝仁波靠着修电器过日子，他手艺特别好。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在战火里搞电讯的高手，现在成了镇上人人夸赞的修理师傅。虽然日子过得简单，但祝仁波总算是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安宁。

2013年的时候，92岁的祝仁波老人身体还硬朗，自己能够照顾自己，像做饭、洗衣服这些日常活，他都是自己动手做的。

祝仁波一听到志愿者转达的戴以谦的心愿，立马爽快地同意见面，可能只有一起走过那段时光的人，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对方的执着和艰辛吧。

听了志愿者的好主意，三位过了七十大寿的老人家，在养老院的大门口拍了张很有意义的合照。

这张照片，记录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瞬间，同时也像是个历史的小标记。

他们隔了五十多年再次相见，把三个不一样的人生故事连在了一起，就像是一个时代的小小写照。

在时代的洪流里，他们跟咱们多数人没啥两样，都是小角色，被历史的大船带着往前走，很多时候根本没法反抗。

好在的是，咱们还能决定怎么过日子，怎么在困难面前挺直腰板，怎么在普通的日子里找到乐子！